抗旱保绿，蜀山区的他们在行动！

在规范逻辑上，需要进行深入追问的是：主权协商以何种方式和机制促进人民意志的整合？协商过程与作为民主框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对接？协商结果如何在作为民主结果的国家立法中得以体现？这些问题构成了承认并适应文化差异的宪法体制的核心追问，亦是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建设作为宪法议题在宪法整体逻辑中彼此衔接的关键所在。

对于违反这些秩序的行为作出通报批评，在我国的行政法理论中如不能采用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方法，则难以归入行政处罚的范围之内。[24]前注[21]，佐伯仁志书，第 12 页。

该款中的相关内容规定为：满3年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由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在一些法规范中，就将这方面的内容明示规定。就关键点而言，这项改革是将年检这种事实上的年度许可制改为备案制，企业承担的是年度信息提供义务以及该项信息公示义务。[12]如借用意思表示的概念则更能明确定义这类行政行为，但为了避免依法行政下的行政行为中是否存在（如私法中那样的）意思表示的争议，这里暂且使用意见表述概念。但是，在这项制度实施后，有大量企业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名称各自的差异在于关注该行政行为的重点不同而已，如申戒罚关注的是行为表现特征，而声誉罚或名誉罚则关注的是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在此想作些比较的是，在新法中与通报批评同列一项的警告，其针对的社会秩序则更为一般和日常化，更具基础属性。因为美国宪法原文中相关的条款有十多处，所以若一一做出修改和调整，则无疑是一项不小的工程。

[34]这种修改方式相当于废旧立新，既可能涉及基本原则和内容的修改，也可能涉及宪法结构的变革，是对原有宪法秩序的重大调整。[18]中共中央采纳了此种意见，并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提出：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1988年的中国面临着类似的历史处境，在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上完成的1982年我国宪法，刚刚实施不久。从理论上讲，仅应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宪法大部分条款不能适用时，方能启用全面修改。

[44]然而，对于一个需要减少修宪频次以维护宪法稳定的国家来说，简化修宪工作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没有像美国那样以独立条款的形式进行表述，而是采取了一种决议式的表述形式，即先列明要修改的对象和内容，然后指明变动的方式（增加或更改），最后详细叙述具体内容。

如有学者指出，刑法修正案也并非无可挑剔。[53]同前注[37]，田雷文。因此，宪法秩序的稳定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之中，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宪法修正案在中美两国的不同实践形式。[25]美国宪法草案从形成之日起就受到质疑和批评，以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为代表的多名制宪会议代表对于美国宪法草案的许多方面持有异议甚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为此，他特别提到了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修改不适宜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争论的另一方则以众议员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为代表，他们主张，宪法的修改不能更改宪法原文，而应当在保持宪法原文不变的前提下，将修改内容附加在宪法原文之后发生效力（以下简称：接续方案）。具体来说，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如有学者指出，宪法修改方式的改变，显然是考虑到决议方式的缺陷和弊端，也表明了党中央和国家提高宪法地位、权威，保持宪法尊严的决心。在美国行之有效的实践形式，未必适合于我国的情况。

[67]为规范、统一裁判文书中所引用的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法释[2012]7号）明确规定：有关刑法条文在1997年10月1日后未经修正，或者经过修正，但引用的是现行有效条文，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参见曾萍：《宪法修改问题研究综述》，载《人大研究》2003年第9期。

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1条对此进行了修改，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30条又对此进行了修改。[4]这样做既能使全国人大的修宪行为名实相符，也能带来清晰明确的宪法文本。还有学者主张：作为改进的方案，可以设想在将来进行宪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在拟定宪法修正案的条文时，在条文的末尾附加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本修正案对有关内容作相应的修正，全文公布。也正是这种明确性，使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技术不能实现以一条修正案修改多处宪法条款的功能。尽管我国宪法修正案技术在实践形式上采取了一些独特的做法，如其通过方式不是逐条表决而是一揽子通过，其表述方式不是独立条款式的而是决议式的，然而，就本质而言，这些带有差异的实践形式只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宪法稳定所采取的不同技术方案。这既与两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不同有关，也反映出维护宪法秩序稳定这一主旨的复杂性。

这种排列形式不只是可以完整反映宪法的发展历程, [58]有助于民众全面地认知宪法的历史变迁，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明确地表达出宪法修正案与宪法原文的关系，即宪法修正案只是对宪法原文的继承与发展，不能动摇或颠覆宪法原文在国家法治秩序中的主体地位。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宪法修改方式需要因应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而做出适当调整，宪法修正案技术今后到底该何去何从，这仍是一个在修宪技术和理论上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相比而言，我国宪法修正案所采取的修正式表述方式则有使修宪工作更为繁复和艰巨的可能。与此相对应，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

我国的宪法修正案在引述此前已经宪法修正案修改的宪法内容时，完全不提及宪法修正案的条款，而直接引述宪法原文的条款数并辅以修正内容。刑法修正案的模式可能会破坏刑法条文严谨的逻辑结构。

如果该新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已经超出了现有刑法典犯罪分类的客体体系的范围，而将其强行纳入现有刑法典分则体系的某一章节及其该章节的条款中，就会造成刑法法条逻辑关系的混乱。这一修改方式与1982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地位和表达的宪法精神是一致的。[12]参见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8页。[20]同前注[14]，蔡定剑文。

刑法学界常常将修正案的这种形式限制，视作一种缺陷。然而，从规范的角度看，我国的宪法修正案能否修改宪法的文本结构与如何调整宪法的条文序号等结构性限制问题，[57]仍有进一步研究和明确的余地。

正是出于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38]1982年我国宪法设置了更为严格的修宪程序。刑法修正案颁布之时即失去其独立性。

即便是在39名签名赞成的制宪代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草案的部分内容有所保留。以此观之，中美两国的宪法修正案技术尽管在实践形式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并不能简单地肯定一种实践形式而否定另一种实践形式。

[64]参见张千帆：《美国联邦宪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建议可以仿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表述规则，[67]由释宪机关出台明确的援引规则来规范宪法条文的援引问题。首先，以增加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实现对新宪法的修改，将大大减少引发争议的可能性。有学者指出：这样的修改宪法技术可能只限于对现有的宪法条文进行变更，而无法增补或者废止某个宪法条文。

[59]同前注[3]，杜强强文。参见胡锦光：《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语境下的宪法修改》，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对于引用被前一宪法修正案修改后、后一宪法修正案修改前的宪法第×条，可以表述为1982年宪法（经××××年修正）第×条。参见前注[2]，胡锦光文。

宪法修正案在称谓上就意味着，它是对现有宪法秩序的总体肯定以及对全面修改的一般否定。至于我国引入宪法修正案技术的目的，尽管在官方记录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通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宪法修正案技术有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和尊严。